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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会博物馆前馆长托马斯·坎贝尔坦陈离职风波

 文章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9-02-16 

  今年6月,托马斯·坎贝尔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兼首席执行官的职位上卸任,离开了这座20多年前他以策展人身份加入的艺术机构。近期坎贝尔接受《艺术新闻》国际版专访回应离职原因,回顾了任职期间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对大都会博物馆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专业见解。更有20位“博物馆之友”受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邀请,以观展者视角在“新旧交替”之际提出建言与期冀。

  就在辞去大都会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馆长一职的当晚,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指出,大都会博物馆计划重建现当代艺术展厅的计划将有助于他的继任者吸引到超过价值5000万美元的捐赠——这一捐赠价值将超过大都会博物馆在购买作品方面的全部支出预算。

  ▲前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与安娜·温图尔为大都会博物馆时装学院剪彩,图片来源:The Art Newspaper

  2017年6月托马斯·坎贝尔从大都会博物馆馆馆长兼首席执行官的职位上卸任,离开了这座20多年前他以策展人身份加入的艺术机构。坎贝尔早前于2017年2月底宣布辞职,当时大都会博物馆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财政管理问题。除此之外由大卫·奇普菲尔德(David Chipperfield)设计、预计造价高达6亿美元的大都会博物馆现当代艺术展厅也遭到了多方的批评。与此同时关于坎贝尔在大都会博物馆任职8年后的去向也成为了公众观望和揣测的焦点。

  ▲建筑设计师大卫·奇普菲尔德受邀设计大都会博物馆现当代艺术展厅,目前该项目在悬置状态,图片来源:David Chipperfield Architect

  然而坎贝尔递交辞呈的这一时间仍然令人感到意外。就当大都会博物馆董事会开始寻找坎贝尔的继任者,并同时为年度运营整理思绪时,2015年起担任大都会博物馆主席的丹尼尔·韦斯(Daniel Weiss)被委任为接替坎贝尔首席执行官一职的人选。大都会博物馆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博物馆的下一任馆长将负责博物馆在艺术、策展方面的决策,而担任博物馆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的韦斯将负责监督博物馆在“机构运营、财政计划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的决定”。

  ▲托马斯·坎贝尔宣布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布劳耶分馆于2016年开馆,图片来源:The Art Newspaper

  A:我认为我已经在诸多方面推进了博物馆的发展,我们现在已经相当现代化并且全面进入了21世纪。我们拥有非常优秀的项目,参观人数上升了40%,我们实施了数字化。并且还向现代以及当代艺术领域进行了拓展,同时我们还为将来做了很多计划和打算。

  我们目前正在有条不紊地为了一项更加详尽、更具有持续性的财政计划做着准备,这项计划预计将于2020年左右完成。虽然说离开没有最理想的时间,但是看到大都会博物馆蒸蒸日上,我觉得这是我该离开的时候了。我与丹尼尔·韦斯密切共事了许多年,他已经完全进入了状态,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领导者。所以我相信我把大都会博物馆交到了一个令人放心的人的手里面。

  A:我曾经在过去几年里多次收到不同机构的邀请,但是我都拒绝了。因为当时我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大都会博物馆上。担任大都会博物馆馆长期间最棒的一段经历,可以说是我得以有机会在我作为艺术史学家,尤其是接受的欧洲艺术专业训练以外,接触并学习到其他方面的艺术和文化。

  当我与世界各地的观众和同行进行交流时,我真的看到在当今这个连结从未如此紧密又分离的时代,艺术作为理解历史和文化的端口的重要意义。所以我真的非常期待以包括教学、演讲以及艺术写作的方式更加深入地融入到艺术的这一功能中,去阐述艺术在当今这个重要时刻的意义。

  Q:那么你是否进入了事业的“肯尼思·克拉克”阶段?(译注:Kenneth Clark,英国艺术史学家,曾经担任包括英国国家美术馆在内等机构的馆长,并随后通过广播的方式进入更多观众视野)你会打算进入广播领域吗?

  A:我会探索一些不同的可能性。我始终认为博物馆和文化机构有责任扮演重要的角色。担任大都会博物馆馆长期间,我最喜欢的角色之一就是担任发言人去为艺术发声、传播艺术并且进行演讲。

  A:当我们回顾过去8年时,我们会看到很多令人惊喜的成绩,所以我可以列出不止一个决定性的成就。其中之一就是伊斯兰展厅项目——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满足、最有回报的工作之一。但从这里再往回看,我最开始是以艺术史学家的身份来到大都会博物馆的。

  因为,在我看来,大都会博物馆大概是世界上仅有的一座可以让我为我所感兴趣的课题——欧洲壁毯——提供领导力、资金、发展潜能以及观众,并让我为其发声的博物馆。我对于我曾经参与的两个大型壁毯展览感到非常骄傲,因为在我看来这两个展览帮助观众改变了对于艺术史本质的认识。

  ▲挂毯,尼德兰南部,1495-1505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图片来源:The Met

  于是在我成为大都会博物馆的馆长之后,我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大都会博物馆保持作为一个能够让学者进行学术研究、进行大型冒险项目,并改变历史的机构。所以我最感到骄傲的是什么?我想可能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可能有着世界上艺术博物馆里最优质的项目,我们的展览涵盖了从古代到现代的不同阶段。也就是说我们的展览不仅饱含生机,同时还与世界发展保持着密切的关联。我们这里没有哗众取宠的人,我们没有为了盲目取阅而进行人气爆棚的超级展览。

  ▲展览“瓦伦丁·德·布洛涅:重创卡拉瓦乔”海报,2017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图片来源:The Met

  ▲展览“维杰·勒·布伦:法国大时期的女性艺术家”海报,2016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图片来源:The Met

  A:我始终相信我们的使命是让尽可能多的观众以尽可能方便的形式接触到我们的馆藏和学术研究。在我看来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大都会博物馆曾经被看作是为精英服务的机构,而且外在的形象并不友好。我想这其中也许有一定道理。纽约的游客数量与日俱增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大都会博物馆的访客数量在过去一年里从450万人次上升至700万人次并非出于巧合,这是对于我们为了更好地让博物馆与公众进行友好的沟通,而并非服务精英群体的所做的努力而产生的回应。

  A:大都会博物馆在成立之初的40年间收藏了大量现代和当代艺术。那时的现代艺术指的是哈德逊河派(Hudson River School)当时的当代艺术代表人物是惠斯勒(Whistler)、萨金特(Sargent)以及和他们同辈的艺术家。

  大都会博物馆在1910年时因为欧洲发生的性巨变而乱了方寸。与此同时大都会博物馆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古根海姆美术馆和惠特尼美术馆相继崛起时,在收藏现当代艺术这方面停滞了大约30年。1940年代起大都会博物馆的策展人开始快马加鞭地弥补这一缺憾。可以说大都会博物馆在过去60、70年间与现当代艺术的关系始终是若即若离的。

  当我成为大都会博物馆的馆长后,我收到了来自董事会明确的指令。同时我自己也相信大都会博物馆该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方式拥抱现当代艺术收藏了。显然,这是我始终追求的目标之一,同时我认为我做得也很成功。我总是试图在保持博物馆百科全书式的本质和我们的野心之间保持平衡。我们现在做的并不是抄袭现代艺术博物馆或是其他机构。我们所做的是独一无二的。我认为我们正在创造一种独立的特征和价值,这对于在未来吸引潜在捐赠者而言也是一种投资。

  Q:那么你对于大都会博物馆董事会已经被那些只对收藏现当代艺术感兴趣的人攻占这一指责有何回应?

  A:这其中有太多的谣言和误解。首先称大都会博物馆已经被现当代艺术收藏家攻占这一说法不仅是一个可笑的笑话,还是一个令人感到厌恶的谣言。在我的任期期间,每当我们委任新的董事会成员时,我们总是会从不同方面进行全面的审核。我们总是会特别保持警惕,我们需要为这座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组建一个兴趣多元的董事会。

  A:在建筑事务所 Beyer Blinder Belle 的带领下博物馆西南端的修建工程经过了精密的可行性研究。我们已经罗列出了博物馆内部需要进行的项目和必要的基础设置投资。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替换欧洲绘画展厅的屋顶。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我们花了两年的时间进行研究。这个工程将花费1.5亿美元,因此为了这一基础设施项目能够顺利实施我们在2015年早些时候发行了一枚2.5亿美元的债券。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布劳耶分馆(Met Breuer),摄影:艾德·莱德尔曼(Ed Lederman)

  在其他待定的项目中我们都有着不同的想法和计划。到那时回到2013、2014年那是我们感到最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博物馆缺少现当代艺术收藏。我们意识到,大都会博物馆应当在这一领域保持活跃的状态二这是我们的观众日益感兴趣的领域。

  但是我们不能就这样跑到市场里去把那些价值5000万、6000万甚至7000万美元的作品买回来。我们能够做的,亦是大都会博物馆一直执行的,是建造一座精美的展厅以此来吸引潜在的捐赠者和收藏家,让他们看到将收藏交到大都会博物馆的手里是物有所值的。

  ▲《带剑鞘支架的剑》,中国,ca. 600,收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图片来源:The Met

  我们其实就是这样获得我们的中国艺术馆藏的。我们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期对中国艺术展厅进行了重建。正是有了这些精美的展示空间作为基础,我们得以获得来自捐赠者和收藏家的捐赠,也因此让我们能够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中国艺术馆藏成为中国艺术爱好者朝拜的圣地。

  我们的董事会认为我们的确需要重建西南端的展厅。所以我们举办了一场建筑设计比赛,并最终委任大卫·奇普菲尔德进行设计和建造。我们与大卫有着非常高效的合作,他同时也为大都会博物馆的未来进行了相当精彩的设计和规划。因此我们现在手中有了可以拿出去进行筹款的基础和依据,我们深知艺术收藏家群体对于现当代艺术有着非常强烈的兴趣。

  话虽至此摆在我们眼前的还是这个庞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我们因此进行了研究,并且一致认为我们不可能一次实现所有的目标。显而易见的是博物馆面临着负荷饱和的问题,因此我们决定先进行基础设施的项目,并且将西南端展厅的项目延后至2020年左右。

  Q:当博物馆500万、600万美元的赤字被报道成高达4000万美元的赤字时你是否觉得遭到了恶意的对待?

  A:我认为外面流传着很多关于大都会博物馆财政的谣言。但是你看我们有着一项价值高达30亿美元的基金资助我们,在穆迪信用评级中获得了三A级的最高评级,也因此让我们有能力发行2.5亿美元的债券。所以可以说大都会博物馆的状态相当强劲。

  我们当时所面临的状况是由于内部通胀压力,以及例如:需要依法划拨更多资金用于发放养老金、我们自己决定发放债券并增加债务偿还,等外部因素。甚至一些会导致收入被削弱的举措让我们在当时很清楚地认识到需要进行财政紧缩和重组——然而这一切都早在一年半以前就计划好了。

  当时确实非常困难,当时的状态也产生了很多压力,也因此导致了很多媒体报道。不过我们达到了我们给自己设立的目标。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并且已经完全回到了预计将在2020年达到全面平衡、全面且具有可持续性——这很重要——的正轨。我们在过去五年里募集的资金总额大约是6亿美元左右。我们有着非常支持我们的捐赠者基础,他们总是支持我们各项活动。

  A:这都是预料之中的。当你位处像大都会博物馆馆长这样高调的职位上时,你总会成为流言蜚语中伤的目标。这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地方,评判成功全都依据你的阶段性成果。为了推进机构的进步,我需要将资源分配给机构内我认为有能力做出有意义的改变的个人和团队。我对于这些在数字化和其他方面取得的改变和成就感到十分自豪。我知道外面有对于我涉及裙带关系的指责,但是实话说这就是领导力,这都是做决定的一部分。

  Q:到目前为止大都会博物馆的馆长一直都是男性。你认为大都会博物馆做好迎接一位女性馆长作为继任者了吗?

  A:我不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这是遴选委员会的事。但是我可以说在全国范围内这一方面的人口特征有了很大的转变。在艺术博物馆馆长联合会(Association of Art Museum Directors,简称 AAMD)中就有很多女性馆长,这个比例比20年前增长了许多。

  我知道很多人都有很深的资历。同时在大都会博物馆内部,我们70%左右的员工都是女性。我的很多高级行政人员也都是女性。所以我认为我们的遴选委员会将会面对一个非常强劲的团队,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撰文、采访/Javier Pes 译/Laura Xue)

  在新旧馆长交替的过渡时期,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请来20位“博物馆之友”提出对大都会博物馆的设想与期待,给历史悠久的大都会博物馆带来了或大胆,或古怪的趣味新鲜感,而他们的建议却又不乏可行性,以下为“博物馆之友”采访节选。

  “普通人观看一幅画的速度为6秒,但技术可以使人的注意力变长。我记得“口袋妖怪”(Pokémon Go)流行的时候,每个人都变得疯狂,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可以把孩子们吸引到虚拟、交互的影像旁。他们将绝对不止待6秒,而是好几分钟。

  所以我想博物馆可以采取一些增强现实的技术手段,留住人们的注意力。比如将手机靠近一幅画就可以得到它的信息,或者让艺术家讲述他们的作品,甚至可以通过合成技术让社交地图(Waze)或猫王(Elvis Presley)的声音做导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可以尝试提供各种各样的经历,让观众深深沉浸其中。此外,时常更新博物馆软件也是非常重要的。毕竟我们这个世界变化太快,永远未完成”。

  “我觉得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最近简直是绝了!展览‘萨拉·伯曼的衣橱’(Sarah Bermans Closet)将空间的运用做得十分诗意并且给人以惊喜,真是一个非常深刻,令人难忘的例子,我认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个亟待探索的功能——它还能作为一个因地制宜的剧院。

  我记得孩童时代看《芝麻街》,其中一个场景‘不要吃掉那些画’是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取景的,特别恐怖;以及一位埃及男孩从坟墓里出来,请求大鸟称他的心脏重量,判断能否进入来世。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只需要雇罗伯特·威尔逊来做一个现场版就够了。想象一下,一只巨大的鸟非常缓慢地飞着,一位小孩和他的心脏投影在地上,星星在屋顶上闪烁。多美啊!我肯定会去捧场的”。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每周应有两天至午夜闭馆,还应该有编排精良的博物馆现场直播表演,以及规划良好的音乐会。想想深夜突然出现的现场歌舞表演会有什么效果吧!策划较好的项目可以吸引年轻观众,加速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转型。此外博物馆还需要两间环境和口味不错的餐厅”。

  “最近一次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我向多年未生活在城市的父母炫耀这个我喜欢的地方,在那里我感觉自己找到了归属感。可是等我们走出来后,我的母亲看到了大卫·科赫广场,她感到有些惊讶。我忽然觉得这片我们司空见惯的地方其实是守旧的拜金文化在纽约的反映。

  虽然这种文化在很多方面很重要,但是它也确实加剧了某些方面的恶化。我会建议新馆长,即使不能给广场改名,至少应该表现出一家公共机构的自我意识和透明度,举办一些可持续发展教育活动,那样总比在广场上挂一个否认全球变暖的人的名字要好”。

  “在美国(或许全世界),70%的策展人都是女性,然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从来没有过一任女性馆长,这就非常奇怪了。任命一位女性做新馆长将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同样重要的是,要去选择一个认真思考美术馆的发展以及它在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女性来任职,单单是面对数据和变化来得太慢的事实去哀嚎是没有用的。关键在于,为什么女性做的艺术仍然是‘女性艺术’而不是单纯的‘艺术’。

  我曾看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广告:‘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欢庆女性历史月吧’,坦白说这句话让我有点不舒服。仍然是居高临下的口吻,博物馆的当权者不懂得如何正确地表达这个话题。他们应当自省。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需要发布一份使命声明,并坦率地承认,全心认识到它的部分历史的确将女性和其他很多群体边缘化,这绝对应该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一份使命。当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已经在努力了,伊丽莎白·维杰·勒·布伦(Vigée Le Brun :Woman Artist in Revolutionary France)展览做得非常好,但整体馆藏展品中对女性的着力还是很弱。继‘游击队女孩’(Guerrilla Girls)之后,这座巨大的艺术博物馆对此并没有太大的改观”。

  “我希望新馆长可以听取观众的意见。怎么才能更好地服务他们?这个时代,我们能够重新定义美术馆应当是什么样,并且能够不断扩展这个思路。馆长应该不只负责募集资金,还应该走出去,倾听并参与到观众中去。艺术史重在环境,经济环境是催生艺术的源泉。我们现在塑造的环境是什么样?它会催生出什么样的艺术?博物馆应该找到创造性的方式来落实二者的互动” 。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藏品都是稀世珍宝。我心中一直惦念着狩野山雪(Kano Sansetsu)的屏风《老梅树》(Old Plum,江户时期,1646年),刚开始移居纽约时经常会去看,当然也看周围其他的作品。我相信它会好的,因为它有不可限量的收藏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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